公元1279年，守护赵宋江山四十年的重要战略重镇襄樊，最终因外无援军、内无粮草，兵力寡弱难以抵挡强敌，城池接连陷落，蒙元大军遂得以顺利南下。三年之后，文天祥前往元军营地，却被大将伯颜扣押。蒙古铁骑攻入临安，面对宋理宗遗留的烂摊子，年仅五岁的宋恭帝赵?难以承担重任，靖康之耻的悲剧再次重演，幼帝被俘押北上大都（今北京）。

陆秀夫携同逃出敌营的文天祥，在城破之前护送宋恭帝的长兄益王赵昰与老三广王赵昺暂时脱险。两位忠臣仿效宋高宗赵构的做法，推举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，赵昺为副元帅，欲振臂一呼，再度振兴大宋王朝。终于，赵昰一行人历经艰险逃到福州，众人一致拥立赵昰为帝，史称宋端宗。

然而，元朝军队不惧南方的湿热气候，步步紧逼，南宋流亡朝廷尚未喘息，逃往雷州途中突遇台风，皇帝所乘之舟倾覆，宋端宗险些溺亡，继而大病缠身，不久去世。年幼的赵昺继位，成为宋末帝。左丞相陆秀夫等护卫他逃到崖山，建立最后据点，誓死一战。不久，文天祥远赴外地召集抗元力量，不幸战败被俘。押解途中，他在零丁洋上作出千古传唱的名诗：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！”

崖山，地处今广东江门市新会区南约五十公里的崖门镇，东临崖山，西靠汤瓶山，山脉向南延伸入海。这里的地形犹如一道半掩的门扇，紧紧束缚住水口，故而得名“崖门”。

元军战船抵达，两军对比之下，宋军兵力名义上有二十多万，实则仅凑集十余万。除临时招募的无战斗经验士兵外，至少有七八万人是文官、宫女、太监等毫无战斗力的人员。宋军船只虽多，约有两千余艘，但多数为小型舢舨木舟。元军虽然兵力号称三十万，实际人数稍少，但皆为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，经验丰富，实力强劲。显然，这是一场极不对等的战争。

元军采取欲擒故纵之计，先顺潮发动进攻，佯装败退并顺流撤退，且奏乐示意。宋军误以为元军不擅水战，且傲慢轻敌，竟在岸边摆宴大快朵颐，防备松懈。实则，元军主力趁夜色掩护，乘快舟暗渡陈仓，伏兵手持盾牌俯伏船上，迎着箭雨冲入宋军水阵，阵脚顿时大乱。元军一路杀入宋营中央，展开激烈混战。除少数精锐突围外，陆秀夫和幼帝赵昺所乘船只被困，箭雨密集，火光冲天，无法突围。为免受敌人羞辱，陆秀夫毅然背负八岁的赵昺跳入海中殉国。随行的十余万军民也纷纷投海，壮烈殉国。《宋史》记载，崖山之战后，海面漂浮着数十万具尸体，他们宁死不降，气概壮烈令人悲叹。

随着赵宋皇朝的彻底覆灭，大一统的元朝正式确立，中国史上首次完全沦陷于北方游牧民族。崖山之战成为古代历史的重大转折点。

关于这场战役的评价众说纷纭，许多人认为南宋灭亡标志着中国古典时代的终结，也象征着华夏文明的衰落与坠落，因而流传出“崖山之后，再无中国”的说法。这句话充满悲情色彩，常被历史爱好者奉为圭臬，认为中华文明自此出现了不可逆转的断层，令人感慨万千。

不少人私下曾问我如何看待这一观点？我认为，作为现代人，我们既非宋朝人，也非元朝人，更非明清之时的世代，应该以现代视角审视历史，而非简单沿用古人的视角。中华民族历经千年风雨，融合了匈奴、氐族、突厥、契丹、鲜卑、党项、女真、蒙古等多个民族，形成了广土多族的统一体。中华民族历来开放包容，吸收各民族长处，融合发展，形成了博大精深、海纳百川的中华文化，拥有强大的生命力。

此外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罗玮指出，“崖山之后，再无中国”这一说法最早来自1997年日本作家田中芳树的历史小说《海啸》，这是书中的主题语句。换言之，这句话主要在日本通俗文学中流传，我们不应盲目接受。毕竟，“中华正统依然扎根于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，而非他乡他国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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